我的后知青时代

我的后知青时代

我18岁到27岁,曾在大兴安岭的群山密林中,在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在遥远的额尔古纳河,在东北一望无垠的黑土地,在阿荣旗那个难忘的小山村,度过九年的知青岁月。与文革中一千七百万知青伙伴的命运一样,我们像春来秋去的大雁,1968年9月我离开北京,1977年7月历尽艰辛又回到了北京。

一、谋生从临时工做起

我能搭上知青返城的末班车,应该感谢我的爸爸林诗仲。是他经过多方努力,帮助我办好了特困为由的返城手续,1977年7月,我终于告别了插队九年的呼伦贝尔回到了北京。

我的父亲出生在美丽的海南岛文昌,少年时随爷爷下南洋去了新加坡。1947年回到南京求学,结识了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读书的妈妈胡文鸾。南京解放后,他们双双参加了革命。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他们先后参军赴朝作战。我爸爸在朝鲜五年并荣立战功。他担任英文翻译参加了举世瞩目的板门店谈判,目睹了和平到来的历史时刻。

1955年前后,我的爸爸、妈妈先后从部队转业,爸爸被安排在文化部中影公司。文革前曾为周恩来、朱德、陈毅等国家领导人担任英文翻译。妈妈被分配到师院附中教书。

十年动乱的文革中,爸爸这位海外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因有海外关系被下放到文化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在那里烧茶炉和撑船放鸭子。1976年11月,爸爸终于结束了近十年的流放生涯返回了北京,被分配到新组建的北京语言大学任教。可怜天下父母心,他的情况稍有好转,就惦念因他们受牵连还在乡下插队的我。他费尽苦心把我办回了北京,还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为我在语言大学借了一间宿舍,并在学校行政处为我找了一份临时工,让我有了一个栖身之地。

北京语言大学是座新建的大学,学校多处在施工,有一个规模很大的钢材库。我们的任务是把那堆得像座小山的角钢、螺纹钢、圆钢、钢管从露天处用推车推到新盖好的大棚里,然后分门别类码放到多层的铁架子上。这些钢材份量很重,大多都有十米左右长。跟我干活的一共有四个人,都和我一样是返城知青,钢材库的力气活对我们这些插过队的人来说算不了什么。有知青经历垫底,什么困难都能扛过去。又脏又累搬运水泥的活我们也常干,特别是遇到水泥袋突然破裂那就更惨,浑身上下的水泥面和着汗水,人就像泥猴一样。辛劳的工作给我带来的只是每月二十多元的薪水,比我插队时的收入还少,但毕竟是回了北京。

在我干临时工那段日子里,语言大学副校长邱及给了我很多鼓励和教诲。邱伯伯是我爸的老朋友,他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资深的泰国华侨领袖。他为人平和坦诚,且国学功底很深。他待我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时常告诉我要看得远一些,要多读点书,多学点本事,这些话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让我在那段难耐的日子里,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激励我后来考上首都师大政教系,并顺利完成了四年的夜大学习。

天无绝人之路,1977年12月,我被正式分配到北京市纺织局新组建的北京羊绒衫厂。这是一家有上千人的中型国营企业。与我同期进厂的有两百多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上山下乡回来的知青。进厂后第一课是让我们这些青工挖办公楼的地基,也许因为我是知青党员,工厂选我当了这帮人的头。二十多天基建劳动结束后,青工们陆续被分到各个车间开始了学徒生涯,我却幸运地留在了工厂劳动科。

刚到劳动科,就遇上了文革后第一次全国企业的调资工作,在大锅饭的企业体制下许多人工资很低,文革十年长期得不到调升。但是,调整工资又有名额限制,加之文革派性造成的复杂的人际关系尚未完全消除,调资成为一项难度极大的工作。工厂成立了由党政领导牵头,劳资、人事、工会、宣传等部门参加的调资办公室,我被留在了厂调资办公室。那段时间,我亲眼目睹了好多人为了要求涨工资到调资办大哭大闹,那种场面看了真让人心酸。我的任务是:写简报、发简报、填表格、了解车间动态,为厂领导提供准确的信息,为本次调资能公平、公正、合情、合理在尽我所能。

调资工作结束后,我留在厂劳动科里。劳动科是企业的一个重要部门,负责工人调配、培训、工资、考勤等工作。在这之后的半年里,我追随陆士娟科长,开始了几百人的招工工作。我们拿着劳动局批准的招工指标,几乎跑遍了朝阳区的各个街道办事处,一家一家的商谈,看档案,与拟招聘人见面谈话。当时北京的各街道办事处都积压着数以千计返城的知青,我们经常被那些期待求职的人们团团围住。看着他们一个个渴望的眼神,我心里充满了同情。但名额有限,我确实无力帮助那么多人。经过近三个月的辛劳奔波和认真筛选,我们终于完成了四百多名新工人的招工工作。

招工结束后,由于当时规定在农村插队不算工龄,我原本只能领十几元的学徒工工资,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陆师傅出于对我的关爱,建议我先去食堂当库工。在陆师傅和厂领导的精心安排下,我在羊绒衫厂当了三个月的库工,职责是分管食堂仓库。当时羊绒衫厂有一千五百多人,食堂有几十个人。原来的食堂管理员和库工把账务搞得很乱,人们对此意见非常大。我在农村当过三年队长,统筹安排是我的所长。我接管后,没多久就把那间上百米的库房收拾得井井有条,出入库帐也记得明明白白。最让那些大师傅们开眼的是我能将近二百斤的大米袋子,背几十米给他们送到操作间里。没事时我也常去餐厅帮个厨,日子过得倒也乐陶陶。三个月后,我这个库工转正了,正式拿47元的月工资。之后,我先被调到厂行政科,后又调到厂工会和厂党委宣传科工作,开始了我企业干部的生涯。

否极泰来,1981年我的好事接踵而至:一是我报考文字校对的国家外文局《中国建设》通知我被录取;二是厂里告诉我北京市纺织局工会准备借调我去工作;三是年初时,我在报上看到《中国青年报》公开招聘记者,我怀着试试看的心情,去参加了考试。没想到团中央青工部的勾德元部长和张宝顺副部长(现安徽省委书记)在报名者的简历材料中选中了我。在我外出不在工厂时,团中央的张宝顺副部长和组织部干部处陈传书(现任民政部老龄委常务副会长)亲自跑到工厂外调看档案。厂党委和人事科为我说了不少好话。他们回去不久就通知羊绒衫厂,要调我到团中央机关工作。

1981年7月我告别了工作近四年的北京羊绒衫厂,告别了那些爱护帮助我的师傅们去团中央机关报到。


二、团中央见证辉煌

1981年7月20日,我带着调动所需的各种关系材料,到团中央机关报到。当时还是而立之年的青工部副部长张宝顺热情接待了我。青工部是团中央分管青年职工共青团工作的部门,下设工交处、财贸处和街道处。我被分在工交处,即分管工业、交通战线共青团的工作。

在这个有光荣传统的中央机关大楼里,我开始了一个陌生而又全新的工作。团中央机关干部来自全国各地,有年轻的党政干部,也有各级团委的负责人,这些人大都很年轻,工作能力强、思想活跃、性格开朗、充满激情。

我们的部长叫勾元德,五十多岁,是个工作作风严谨、事业心很强的人,他对我们要求很严。刚到机关头两年,部里让我写文件,我费了很大力气,工工整整用大稿纸抄好送去请部长审阅,待部里秘书给我送回来时,我一看都傻了,勾部长用粗粗的黑铅笔把我写的东西几乎全都划掉了,他按照文章要求的思路,将我的稿子整个重新写了一遍。记得最惨的一次是我代表团中央起草的"关于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受打击"的报告,等稿子送回来时,除了大标题外一个字都没有用。此后有段时间,凡送给勾部长审阅的稿子,我不是看为我改了什么,而是看还给我留下了什么。然而,就是这种高标准、严要求的磨练,使我的文字水平有了长足进步。特别是团中央机关那种一丝不苟的办事精神,让我终生受益。

1984年9月24日至10月8日,应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全国青联、全国学联、中日友好协会的邀请,三千多名日本青年来中国参加中日青年友好联欢。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全国青联主席胡锦涛任秘书长,是这次活动的总指挥。我担任了"活动处"机场迎送组组长,负责指挥首都机场、西郊机场、南苑机场四千多嘉宾的接机、送机工作,以及调度车辆、协调机场相关事宜、组织广场数千人的欢迎队伍等。胡锦涛不止一次关照大家:一定要精心计划、精心组织,千万不能出纰漏。所以,所有工作人员都尽心竭力,作好自己分内的工作。

9月29日晚,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近五千人的盛大招待会,欢迎日本青年。胡锦涛主持,赵紫阳、乌兰夫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均出席了宴会。

10月1日,国庆那天,是这次活动的高潮,三千多名日本青年在北京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五周年庆祝活动。我这个共和国的同龄人,也有幸登上天安门广场的红色观礼台。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次中日青年友好联欢活动圆满结束了。当王兆国、胡锦涛在新大都饭店向参加组织工作的人员表示慰问时,全场欢呼雀跃。大家忘记了两个多月来的疲劳紧张,一拥将王兆国、胡锦涛抬了起来。那种无拘无束忘我的沸腾场面,是我在团中央工作多年第一次见到。

1985年2月4日,团中央成立了"中国青年企业家管理者协会",简称"青企协"。团中央第一书记胡锦涛和书记处对此十分重视,希望"青企协"能成为共青团联系青年企业家的桥梁、培养青年企业家的摇篮,成为共青团为经济服务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

1985年3月,团中央和国家经委在北京联合举办"青年厂长(经理)企业管理研究班",这是"青企协"成立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张宝顺和国家经委副主任张彦宁担任该班的班主任,我担任了班长。这样的班连续办了十几期,同时还与吉林大学联合开办了研究生班。这些工作大大提高了青年企业家的管理能力,使他们在改革开放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同时也加快了共青团工作的转型。值得欣慰的是,这其中,也有我的付出和努力。

在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的支持和赞助下,1985年11月,保加利亚在普罗夫迪夫市举办了"世界青年发明家成果展览"。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格时沙·菲利波夫致函赵紫阳总理,邀请中国参加。为了发展同保加利亚等国青年的友好联系,促进各国青年的科技交流,宣传中国青年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成绩,团中央和国家科委在全国挑选了一批由青年人发明的科技成果,参加了"世界青年发明家展览"。我协助青工部部长李冰(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参与和组织了这一活动。这是我第一次出国,且在国外呆了两个月。期间,还顺道走访了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和苏联莫斯科。

我做为团中央基层工作团江西分团永新县组长,1986年3到4月间,曾带队在革命圣地井冈山工作了两个月。那段红色历史的重温和老区人民的艰辛都给我留下难忘的记忆。

1988年5月4日至5月9日,团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共青团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一次选举新的团中央委员会的换届大会,我被任命大会秘书处会场组组长,负责人民大会堂主会场和京丰宾馆会场的组织安排工作。这是我最后一次为团中央会议工作。

我从1981年7月到1990年7月在团中央工作期间,作为工作人员,曾参与和组织了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少工委的许多重要会议;也有幸近距离见到了中共第二代领导人中绝大多数成员;我考察过全国大多数省、市上百家大型国有企业;也结识过许多团省、市委的负责人;我亲眼目睹了四位团中央第一书记的风采:韩英、王兆国、胡锦涛和宋德福。李克强当时分管学校部,因青工部和学校部都在机关八楼,且常坐一辆班车回家,大家相处很熟。李克强睿智、且待人宽厚热情,他是在我离开团中央后,1993年至1998年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团中央的领导和同事们大都为人平和、富有朝气,诚然个性和能力各有千秋。

八十年代团中央机关干部有二百多人。书记处先后有刘延东、李海峰、高占祥、李源潮、刘奇葆、陈昊苏、何光暐、张宝顺、李克强、冯军、克尤木、洛桑等人。

他们中很多人优秀且敬业,我与之在团中央机关共事者中,近些年有五人在政治局,近四十人在省部级岗位。胡锦涛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时,我被任命为"团中央青工部工交处副处长";宋德福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期间,我又被任命为"中日青年交流中心饭店筹备处处长"。一个人的成功也要有历练的舞台,团中央为这些人扬起了风帆,使他们找到了能力与机遇的最佳结合点。各级团干部因年轻,往往都热情且重感情,我们之间不少人都成了终生的朋友。

在我人生的历程中,记录下共青团对我的培养和我对共青团的热爱。虽然,这段经历使我对政坛高官失去了往日的神秘感,但团中央工作的日子让我终身难忘。

三、国企总经理的那些人和事

1988年2月,我离开了团中央机关,调团中央直属的"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开始筹备"21世纪饭店"的工作。

"中日青年交流中心"是中日两国政府共同投资在北京建设的一个大型项目,地址在北京燕莎商城以东的亮马河畔。"中心"由四大部分组成:一座近四百套客房的四星级饭店;一座现代化的剧场和国际会议中心;一栋很现代化的研修楼;还有一处可供正式比赛和训练的游泳馆。

我做为"中日青年交流中心21世纪饭店"总经理,1988年6月,带领五人组成的研修小组赴日本研修饭店管理。两个多月的学习为我一生的职业经理生涯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1990年上半年饭店筹备工作基本就绪,饭店开业在即,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中心"的领导层在经营体制和理念上,发生了分歧。我谢绝了书记处拟让我任"中日青年交流中心"总经理助理的安排,提出调动申请。宝顺书记再三挽留我,他的真情让我至今难忘。调离之前,我坚持把21世纪饭店准备上岗的400多学员培训完,把"饭店"所需的家俱全部到位后才到招商局去报到。我的第一任总经理生涯也就此匆匆止步。

回想往事,忍一忍或许海阔天空。但遭受人际关系困境时,择木而栖是一种最佳的选择。也许另一处有更辽阔的天地任你驰骋。1990年8月,我带着团中央组织部给交通部人事司的调动函,到了中国招商国际旅游总公司。

"中国招商国际旅游总公司"是一家国家级旅行社,是中国特大型企业招商局旗下的一家企业。与招商局集团的远洋船队,码头泊位、银行保险、房地产和蛇口工业区等相比,招商旅游是集团内的新兴产业。1990年8月25日,我被聘为"中国招商国际旅游总公司"办公室主任。由于集团总部在香港,工资也比"中日青年交流中心"高出四、五倍,这也许是我工作调动的一个动力。

"招旅"总经理张宜冰,1978年从上海调团中央筹备十大。曾任团中央组织部组织处处长,后调团中央青旅总社任副总经理。他调到"招旅总公司"后推进激励和奖惩分明的工作机制,使"招旅"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度成为国旅、中旅、青旅之后的又一后起之秀。我从1990年8月进入招商局,到2002年6月离开,一干又是十二年。迄今为止,我对当年张宜冰接纳和启用我仍存感激之情。

1992年3月,应蛇口招旅公司总经理周为民、副总经理张云昆之邀,我辞去了招旅总公司办公室主任之职,到深圳蛇口主持"海上世界"工作。

"海上世界"是一艘停靠在蛇口海湾的万吨轮,这艘上下共有九层的大客船,曾是法国的一艘豪华游轮,往返行驶在大西洋、太平洋上,包括法国总统戴高乐等社会名流曾乘坐过这艘游轮。中国在六十年代买下这艘退役游轮,更名"明华轮",明华轮担负过中国援助非洲修筑坦赞铁路的援外任务;粉碎"四人帮"后,以廖承志为团长的中国访日代表团也曾乘坐这条船访问日本。在深圳特区和蛇口工业开发区初期,深圳的旅游景点很少,星级饭店短缺,住宿十分紧张。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将这条彻底退休的游轮买来,让它停泊在蛇口,作为集客房、餐饮、娱乐、购物、参观为一体的旅游设施。"海上世界"成了深圳著名的景点,接待了成千上万国内和香港的游客,一度成为蛇口工业区的景观标志。

最让"海上世界"名扬大江南北的是:它曾接待过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第一次视察深圳、蛇口,他登上明华轮,欣然提名:"海上世界",据说这是邓小平唯一的一例为特区企业提名。邓小平的题辞为"海上世界"赢得巨大影响力。但是随着深圳特区的快速发展,"海上世界"日渐衰落。曾用几十台老虎机(一种专供赌博用的游戏机)招揽旅客,斗殴、敲诈之事时有发生,这种方式很快被公安部门查封。我的前任经理,不得已将这艘高雅豪华的游轮变成了低档小商品市场。从我主政后,尽力进行改善,但有很多事情在激烈的市场经济中,也常有许多无奈:"海上世界"的股东们要的是投资回报;蛇口工业区要的是保住"海上世界"的社会形象;我又要面对四百多员工的生计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与"海上世界"的董事长在做人、做事上都大相径庭。他成全了我离开深圳回北京的梦,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一年多在深圳特区做总经理的工作锤炼,使我明白了一个真理:盈利是企业生存的硬道理。一个不能让企业盈利的总经理注定要失败,不管亏损原因来自主观,还是客观。

1993年9月,我回到北京开始为组建写字楼公司而忙碌,当时按照招商局江波总经理和招旅总公司张宜冰的思路,先租一座旧楼通过装修改造后经营写字楼,几经考察、挑选,最后选定了位于北京东三环北路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生产楼。我参加了同"青印厂"多轮艰苦的谈判。1993年10月21日,在首都宾馆举行了租赁协议的签字仪式。团中央姜大明、罗志军、丁元伟、王剑参予促成此事,我由衷感谢这些机关的同事朋友们相助之情。

由于要将四层生产楼加盖至六层,除承重墙保留外,陈旧的设施要拆除、新的设备要安装,从土建到装修无疑就是重建新楼。我在北京团市委老同事的帮助下,在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和建委取得了"先开后议"的通行证,(即可以先开工再去陆续办理十五六家主管单位的审批手续)从1994年10月开始,我们一班人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艰苦努力,克服了重重困难,一座现代化写字楼在北京东三环北路拔地而起。令人啼笑的是:楼已起,有关部门的审批章还没有盖完。可见办事之难,手续之繁杂,确实让人望而生畏。

这期间我们克服了几大难题:首先是资金困难。华鹏大厦装修改造,包括又加盖了五千多平米的新楼面积,共需建设资金7000万元。当时,除了外方招商局中国基金全额投入外,招商旅游的投资始终未能足额投入,外方意见很大。在工程急缺资金的紧要关头,我在团中央青企协认识的建行负责人田国利帮了我的忙,分两笔为工程贷款1300多万元。#我们自筹资金占总投资的38%,这些资金保证了工程如期完成。开业后我们很快将贷款本息归还建行。

第二个大难题是电。原生产楼一路供电不能适应写字楼的需要,在华鹏大厦7000万元投资中,上交用电集资款和线路安装费就多达1000万元,而临近开业两路用电还不能开通。情急之中北京团市委统战部长于振永帮了我的忙,他把我的投诉信直接递交给北京市李副市长和北京市供电局局长,在李副市长和供电局局长的过问下,华鹏大厦供电问题在开业前得以解决。难怪有人说在:当今中国,关系也是生产力。

1995年11月华鹏大厦开业,仅一个月时间,大厦出租率便达到100%;1996年全年收入达3700万元;96、97年两年投资回报率都达到33%以上,这种经济效益在当年北京房地产行业中当属佼佼者。从1995年11月开业到2001年年底,华鹏大厦返还所有贷款和工程欠款后,累计回报股东高达5236万元,股东实际投资850万元。国企得到120%的高回报。为国家纳税一千三百多万元。这还不包括7年来免费为招旅总公司提供的价值为上千万元的办公用房。

当我离开华鹏时,我将一个设备、设施完善、财务状况良好,职工队伍稳定,既无外债,又无内债,100%出租率的华鹏大厦交给继任者。上级单位在我离任"华鹏"进行审计报告时,对我这个董事总经理兼书记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褒奖,也对我和我的员工发奖金超标却提出了质疑。在国企当总经理确实有太多的无奈,尽管华鹏大厦在我经营的七年当中盈利额占招旅总公司十多家企业的一半以上,但由于现成体制既缺少科学的约束机制,也没有合理的分配机制,主要经营者除了年年的"优秀管理者"、"优秀企业"、"优秀共产党员"证书外,其他待遇与系统内众多亏损企业的经营者没有多少差别。而那些债台高筑,资不抵债的企业,往往是"穷庙富方丈",他们把企业搞得满目疮痍自己却一夜暴富。一些国企经营者,凭借行业垄断、利用政策优势、占据国家资源、拿着数百万元年薪。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不公。在国企当总经理,我始终坚持"以客户为本,以销售为中心"的经营理念。而这一理念也让我在几十年的职业经理人生涯中得到了成功的回报。

就在我离任"华鹏"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大厦居然换了三任总经理,由于领导层处理问题失当,管理失控,相互之间对立加深,导致剑拔弩张。好好一座写字楼无可奈何花落去。2005年底华鹏大厦腾空拆楼,"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那座我们曾经使它辉煌的写字楼现已彻底烟消云散。

四、潮起潮落的人生

2001年12月在一次企业家朋友聚会时,我遇到了当年在团中央青年厂长一期研究生班学习的任建新同学。他是蓝星集团总经理,一位中国企业界的明星人物。任建新从甘肃兰州一家研究院的团委书记靠开发工业设备清洗剂,逐步将企业做大做强。我曾是他多年不见的班长,见到我他很高兴。得知我长期经营管理写字楼,他热情邀请我去他的公司主持房地产和物业管理。

当时我经营的华鹏大厦,虽规模不算太大,但每年却有近千万的纯利润。华鹏大厦的利润占总公司的半壁江山,两届总公司负责人曾邀请我去做总公司的副总,都被我婉言谢绝了。我的理念是:宁做鸡头,不做凤尾。在国营企业中更是如此。

没想到蓝星集团任总却锲而不舍,他告诉我国资委正在将蓝星集团与昊华集团联合组建"中国化工集团",而且他们刚从解放军总后勤部接收了几十家军队转地方的企业,他希望我过去为他在房地产和物业方面独当一面。一边是自己经营多年、正风调雨顺、如日中天的华鹏大厦;另一边是中央企业二级公司的总经理、正局级的待遇、全行业房地产和物业管理的舞台、工作到65岁退休的承诺。人总会有挡不住的诱惑,经过半年时间的犹豫,2002年6月,我终于做出了一项愚蠢的决定:辞去了华鹏大厦董事总经理职务,带着十几名部门经理踏进了中国化工大厦筹建的大门。

我们着手在中关村做起了筹备工作。这期间,由于化工集团组建推迟,所有工作陷入停顿。又赶上了2003年春天"非典",繁华的中关村失去了昔日的喧嚣和繁荣;我除了每周一听取集团的各项宏伟计划外,几乎无所事事。我由一个被隆重推出的重量级人物渐渐变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听客;由一个招商集团旗下说一不二的公司总经理,变成蓝星集团旗下局级待遇的食客。一种难以名状的、强烈的失落感油然而生。此时,我突然读懂了南唐后主李煜在丢掉江山、成为阶下囚时写的词:"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的心情。但人生只是单行线,自己的选择对与错都得自己承受。

说句公道话,蓝星集团主要负责人对我曾寄予厚望,也给予了很多关照。我们离开蓝星集团半年之后,中国化工集团成立了。谈到我的走,中国化工集团任建新总经理曾对我的朋友说:"他当时太着急了"。

一年之后,我开始寻找下家突出重围。2003年9月下旬,经朋友介绍,我与北京雨霖建雅房地产公司董事长林荣戈在京广大厦见面。他曾是一位职业篮球运动员、有过很长军旅生涯的年轻民营企业家。他的大厦将要开业,正在寻找合适的经理人。我们双方谈得很投缘,我也直言相告:如需要我,也要将我带到蓝星的十多名干部都安排。这种接管式的要求是有些强人所难,但豪爽的林荣戈董事长一揽子答应了我的所有要求,他也是我后知青时代的福星。

我与雨霖建雅房地产公司谈妥的次日,便向中国蓝星集团任建新总经理递交了集体辞职的请调报告。从此,命运鬼使神差的让我离开了工作二十多年的中央机关和中央国营企业,跨进了民营企业的行列。

2003年10月中旬,我带着那些不离不弃跟着我转战蓝星的旧部重新回到了熟悉的东三环北路。新接手的雨霖大厦在东三环北路呼家楼,这是一座18层高的现代化写字楼,从2004年5月开业到2017年7月,14年间房屋出租率常年保持在98%以上。雨霖大厦是个民营企业,船小经不起大的风浪。作为一名高层企业管理者,我不仅要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而且在关键时候更要把握不该做什么。

也许是在国有企业当家做主惯了,我在国企当总经理时,总觉得自己是这个企业的主人,常有一种报国的成就感;在民企当总经理,尽管也受到不薄的礼遇,但总有几分打工者的落差。民企没有级别和退休年龄的限制,只要股东觉得你物有所值,你自己又喜欢做,做到国家领导人退休年龄也无妨。但企业的生存法则只有一条:"盈利生存,亏损倒闭",这是市场经济的规律,谁也无法逃避。回首往事,不知不觉中,我在雨霖大厦又已度过了十四个春秋。

我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故事。我走遍了祖国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许多地方,也去过亚洲、欧洲、北美洲等二十多个国家。我为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骄傲,也为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而赞叹。这也应该感谢邓小平他们那一代人,他们改变了中国。但对于现实生活中,吏治腐败蔓延,施政成本居高不下,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环境矛盾突出,道德底线失守、民族精神缺失等社会问题十分担忧。中国许多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历史关头。我们这些共和国的同龄人,注定与政治有不解之缘。积极有效的推进中国民主法制是解决诸多社会矛盾的出路。显而易见,问题的解决还是要靠执政党自身的力量,做为四十多年党龄的我仍:“山中岁月,海上心情”。

2018年是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50周年,也是我工作50年了,也该放下工作,真正退休了。"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古往今来多少人感叹人生如梦,光阴似箭。在现实生活中,且不说80后,90后的孩子们,即便是年长一些的人,能有我们这代人如此丰富人生经历的也不是很多。从北京故宫角楼阳光普照的金色学生时代,到文革中风起云涌的战火硝烟;从恰同学少年宝塔山下大串联的足迹,到插队内蒙古九年的知青岁月;从北京语言学院返城待业的临时工,到活跃在羊绒衫厂的科室骨干;从十年团中央机关的高层历练,到十余年招商局集团旗下公司掌门人的奉献;从中国化工集团大舞台的诱惑,到鬼使神差民企职业经理人十四年的挑灯看剑。六十七年风风雨雨,今回首,我也多少能找回点"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沙场征战归来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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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晨晨2018-01-03 12:08
    写得真好为你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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